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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家乐新注册送彩金: 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(4)

    所以,为什么我没有插手干预?绝对不是出于所谓记者的公平客观,那往往是在掩盖背后的道德麻痹。相反地,某种新的、令人作呕的、奴性的东西感染了我,就跟晚上下班终于能脱下衣服时,我还能从内衣上闻到的那股厨房怪味一样。在真实生活里,我算是有一点点勇敢,但许多勇敢的人在战俘营里被淘空了勇气,而也许,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整体环境有如战俘营的美国低薪工作场所。也许,在杰瑞餐厅待上一个月或更久之后,我可能会重获我的十字军精神。但也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后,我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,说不定就变成一个会把乔治出卖的人。

    但这并不是当时我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。跳入贫穷生活一个月之后,我终于找到梦寐以求的工作:房务人员。因为我去了唯一可能对我的能力有点信心的地方:杰瑞餐厅从属的旅馆。我到人事办公室里,急切地吐露我的状况:我必须找第二份工作,否则就付不出房租;还有,不,我不能当柜台接待员。“好吧,”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烦地说:“那你就当房务员。”之后就赶我去找房务经理米莉。她是个瘦小而神经质的西班牙女子,叫我“宝贝”,然后递给我一本小手册,内容强调员工必须有积极的态度。时薪是6.10美元,工作时间从早上9:00开始,直到“能完成工作的时间”为止,我希望这是指下午2:00之前。看到负责带我的中年非裔美国人卡萝塔之后,我就知道根本不必开口问有没有健保。因为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,前排上方的牙齿已经完全掉光了。

    我当房务员的第一天,也是我这一生在西屿过低薪生活的最后一天,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点。那一天,卡莉的心情很糟。我们被分配要打扫19个房间,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续住,退房的房间要进行全套清洁整理,包括换床单、吸尘以及擦洗浴室等。当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原本被列为续住的房间结果却是退房时,卡莉打电话向米莉抱怨,但当然毫无用处。“那就把这个该死的王八蛋弄好。”她命令我道,于是我负责弄床铺,她在浴室喷喷擦擦。一连4小时我不曾休息。我把床单褪下来,再重新铺床,每张大床平均花4分钟半,我是可以加快到3分钟,但看不出有必要这么做。我们用手把较大的灰尘脏物捡起来,试图减少使用吸尘器的机会,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别无选择,只能努力把重达30磅的巨大吸尘器拽下清洁车,费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来拖去。有时候卡莉会递给我一个喷瓶,上面的标签写着bam(实际上,那是几个字的缩写,第一个字不祥地以“丁酸”[butyric]开始,但其他的字已经磨损得看不见了),然后她就让我清理浴室。在这里,可没有服务生面对客人的责任感能激励我,我只能全神贯注把浴缸里的xx毛捡干净,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发。

    清洁续住房间的时候,我原本满期待那种私闯别人空间的感觉,以为有机会检视陌生人秘密的一面。但这些房间里总是乏善可陈,而且整洁到令人讶异:拉链袋装的刮胡刀组、整齐地贴墙放置的鞋子(房间里没有衣柜)、浮潜之旅的宣传单,最多再加上一两个空酒瓶。使我们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电视,播放的节目从《杰瑞?斯布林格秀》(jerryspringershow)、《莎莉?拉菲尔秀》(sallyraphaelshow),再到《檀岛骑警》(hawaiifive-0),最后则是肥皂剧。若电视上出现特别有趣的东西,比如《杰瑞秀》著名的那句“我们可不接受‘不’这个答案”,我们就在床沿坐下来咯咯笑一会儿,仿佛我们正在开睡衣派对,而不是在做一份毫无出路的工作。肥皂剧是最棒的部分,卡莉会把音量调到最大,这样她在清洁浴室或开着吸尘器的时候也不会错过任何对白。在503号房的时候,玛西雅质问杰夫跟劳伦的关系;在505号房的时候,劳伦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怜玛西雅;在511号房的时候,海伦要给阿曼达1万美元,条件是阿曼达不能再见艾瑞克,这段对话使卡莉从浴室里走出来,仔细瞧着阿曼达困惑的脸。“当然要拿,小姐。”她忠告道:“我就一定会拿。”

    不久之后,我们所打扫的观光客房间,开始渐渐跟肥皂剧里的高级装潢融合在一起。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,这里只有舒适可言,每天都是放假日,只等着被浪漫的邂逅填满。然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,我们只是两个闯入者,被迫要为自己的出现付出代价——背痛和永远只能干瞪眼的份儿。旅馆里有太多镜子,不断映照出一个身影,她的样子就像推着破旧超市购物车在马路上蹒跚前进的人:邋遢,穿着大了两号的潮湿旅馆马球衫,汗从她下巴淌下来,宛如口水一般。当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时吃午餐的时候,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这时才发现,原来她一直放在清洁车上的那袋干瘪热狗卷,并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,而是她的午餐,顿时自己也吃不太下了。

    由于有电视,再加上身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,我没有什么资格打开话题,因此我对卡莉所知不多,只晓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。工作时她都慢慢移动,低声抱怨着关节痛之类的,但这点也许会使她失去工作。因为年轻的外籍房务人员(来自波兰和萨尔瓦多)都会在下午2:00把房间打扫完,而卡莉则拖到6:00才做完。她说,反正我们是领时薪的,实在没必要这么急。然而管理阶层已经雇来一名女子,进行工作效率评估之类的工作,而且据说以后可能会改成以打扫的房间数来计算薪水。她也对于种种不尊重她的小动作感到耿耿于怀,而且不只是管理阶层这么对待她。“他们压根儿不在乎我们,”她如此形容旅馆住客;事实上,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存在,除非房间里有东西被偷了,“这会儿他们可不会放过你”。我们并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,一名身穿维修人员制服的白人男子走过,卡莉出声叫他。“嘿,”她语气很友善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    “彼得潘。”他说,人已经背朝我们走开。“这一点都不好笑。”卡莉说,她转头看我。“那根本不

    算回答,为什么他要开这种玩笑?”我大胆回答说他是在摆架子,于是她点点头,仿佛这是医生做的诊断:“对,他是在摆架子。”

    “也许他今天很不顺。”我继续多说点,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替白种人辩护,而是从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伤。

    我在下午3:30要求下班,此时另一名房务人员对我提出忠告,到目前为止,从来没人能一面在杰瑞餐厅当服务生一面还当房务员,“一个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,而你已经不是小伙子了”。我把这项有帮助的信息记在心里,然后冲回第46号拖车屋。我吞下四颗雅维(advil,这次的止痛药名),冲澡,弯着身体挤进淋浴间,努力让自己稳定下来,迎战即将来临的另一轮工作。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“劳动力的再生产”,意思是,一名劳工得做一些事情让她能再度进行劳动。虽然我想一气呵成地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个,杰瑞餐厅规定要穿的那条裤子却成了意外阻碍。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时候,那件裤子在40瓦的灯泡下看起来还过得去,但在白天的阳光下,我才发现它上面都是沙拉酱弄的污渍。结果两份工作之间大约一小时的休息时间里,我几乎都在试图用海绵除去裤子上的食物斑,然后把裤子摊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干。

    若我能灌下足够的咖啡,又不对乔治越来越糟的状况

    耿耿于怀,理论上我应该能同时做好这两份工作。被怀疑偷窃之后的头几天,乔治似乎并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,我们快活的会话课仍持续进行。但他最近来上班都显得无精打采,胡子也没刮。跟我担心的一样,今晚他看起来更像鬼魂,眼睛底下挂着两个深深的黑眼圈。有那么一刻,我因为必须把配烤马铃薯的酸奶油酱装在一些小纸杯里,而暂时站着没跑来跑去,他于是上前来,显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词汇跟我谈一下,可是我却在这个时候被叫去外场负责一张桌子。我当场决定,今晚我赚到的小费全都给他,管它什么低薪生活实验的省钱原则。晚上8:00的时候,爱伦和我一起站在厨房里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囵吞几块点心,但我只来得及吃下两三根意大利干酪棒,而午餐我只吃了几块麦乐鸡块而已。我告诉自己,我一点都不累,但也许我只是连感觉累的力气都没了。若我对整个情况更有所警觉的话,就会看到毁灭的力量已经朝我逼近。餐厅里只有一名年轻厨师当班,名叫“耶稣”(请用法文腔念),而他才刚接这个工作。另外还有乔伊,我们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现,脚上穿着高跟鞋,身穿一件紧贴身体曲线的白色洋装,气得七窍生烟,显然刚从某个鸡尾酒吧被硬叫过来。

    然后,巨大的人潮来袭。我负责的桌子有4张立即客满。如今4张桌子的客人对我来说不算什么,但前提是他们大发慈悲,别在同一时间进餐厅。当我去服务27号桌时,24号、

    25号及28号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着。当我服务25号桌的时候,24号桌的客人则对我怒目而视,因为还没人去帮他们点菜。28号桌是4个雅痞型的客人,意思是每一样菜他们都有意见,连鸡肉凯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。坐在25号桌的是一对中年黑人夫妇,他们抱怨冰茶不新鲜、桌面黏黏的,虽然这些抱怨其实不无道理。但24号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啸级的:10名英国观光客,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完全透过嘴巴来吸收美国经验。每个人都至少点两份饮料:冰茶和牛奶雪客,米狮龙(michelob)啤酒和水(请在水里加上柠檬片),还有数量庞大、种类繁杂的食物:早餐特餐、意大利干酪棒、鸡肉条、墨西哥薄饼、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汉堡,配料是薯饼,要加切达起司、加洋葱、加肉汁,还要调味炸薯条、原味炸薯条、香蕉片。耶稣累惨了!我也是!因为当我终于端着他们第一波食物抵达时(在此之前因为要帮他们加点,我又跑了三趟),其中一个大概自以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,竟然拒绝把鸡肉条跟松饼及香肠特餐一起吃,因为她现在才说,她点鸡肉条是要当作前菜。其他人原本会接受眼前的食物,但已经在喝第三杯啤酒的“黛安娜王妃”却坚持,他们在吃前菜的时候,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厨房去。同时,那些雅痞正召我过去帮他们添更多无咖啡因咖啡,而那对黑人夫妇看起来就像随时要叫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

    (naacp)的人来抗议一样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大多淹没在一片战云中。耶稣开始撑不住了,他面前的小打印机吐出点餐单的速度比他把单子撕下来的速度还快,更别谈赶得上进度出餐了。一种逼人的躁动不安开始从客人之间升起,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满客人。就连坚不可摧的爱伦都因压力显得脸色苍白。我把24号桌重新加热的主菜拿去,他们立刻要我退回厨房,理由不是太凉就是被微波炉烤得太硬。当我带着他们的托盘回到厨房时(一次拿三个托盘,连跑三趟),乔伊双手叉腰等在那里质问我:“这是什么?”她的意思是指食物:好几盘被退回的煎饼、各种口味的炸薯饼、吐司、汉堡、香肠、蛋。“呃,切达起司炒蛋,”我试着回答:“而那是——”“不对,”她对着我的脸尖叫:“它是传统炒蛋,巨无霸炒蛋,还是特制炒蛋?”我假装研究菜单找寻线索,但混乱的程度已经达到顶峰,不只那些餐盘如此,我的脑袋也一样。而且我得承认,我已经根本想不起原始的点餐内容了。“你不知道特制炒蛋跟传统炒蛋的差别?”她狂怒地逼问我。事实上,我唯一知道的是,我的双腿已经没兴趣再继续支持下去,它们大喊着要弯下来。我被一名雅痞给救了(老天慈悲,不是我负责那桌的雅痞们),因为他选择在这一刻冲进厨房里,大吼他点的食物已经过了25分钟还没来。乔伊尖叫着请他滚出她的厨房,接着暴怒地朝耶稣发火,顺便还把一个空托盘扔过厨房表达她的愤怒。

    我离开了。我没有大喊“我不干了!”,就只是离开。我没有完成分内的杂项工作,也没有从收银柜台那里拿走我的小费(如果有的话),更没有要求乔伊允许我走。而令人惊讶的是,我真的可以不经允许就走出去,门会打开,厚重的热带夜晚空气会散开来让我过去,我的车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。走出餐厅,我没有沉冤得雪的感觉,也没有骂了“去你的!”之后的爽快,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败感笼罩我和整个停车场。我带着科学精神开始从事这项实验,以为它就像一道数学命题,但在实验的过程中,太长时间工作,太需要不计一切专注在眼前事情上,使我不知不觉变成一个眼界狭窄的人。这场实验变成对我的试炼,而显然我没通过。我不只没能力身兼房务人员和服务员,也忘了把小费给乔治。对此我感到很难过,像盖儿和爱伦这种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,一定能了解其中缘由。我并没有大哭,但多年来我第一次发现,我的泪腺还在,而且仍然有实力发挥它的功能。

    ***

    我搬出拖车屋公园的时候,把46号拖车屋的钥匙交给了盖儿,并设法把我的押金转给她。她告诉我,琼还住在她的箱型车里,而斯图已经被炉边餐厅开除了。根据最新传闻指出,他透过餐厅电话订的毒品是快克,而且他被抓到偷收款机里的钱来付帐。我一直没打听到后来乔治怎么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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